摘要：
1991年我上了一所叫做什么师专的学校，开始了所谓的大学生活。其实那只是一所培养中学教师的普通专科学校，离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还差十万八千里呢。但当时村里人都以为我考上了一所非常好... 1991年我上了一所叫做什么师专的学校，开始了所谓的大学生活。其实那只是一所培养中学教师的普通专科学校，离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还差十万八千里呢。但当时村里人都以为我考上了一所非常好的大学，都夸我有出息，夸得我心里一阵阵迷糊，还真以为自己上了名牌大学了。后来，我毕业了，对师专这个一点也不响亮的名头总是耿耿于怀，别人不问一般不说。再后来听说师专和师大合并了，又听说按学校的意思，我们这些师专毕业生都可以名正言顺地转正为师大校友了，这下心里舒服多了，再有人问我从哪儿毕业时，往往会很严肃、很谦虚地说——师大。
到师专后，第一件需要改变的事情是，说话得变成那种腔调的——就是广播电台里播音员说的那种。因为变成那种腔调后，身份似乎就不一样了。村里那些在外面上学的哥哥姐姐们，回家后说话几乎都是那种腔调，我那些没见过多少世面的叔叔大妈们听他们那样说话，眼里全是仰慕的神情。我也希望他们用那样的眼神看我，所以下决心一定要学会那腔调。和我一样，那些来自五湖四海操着各色乡音的可爱的同学们，多数也都在来到学校后不久，便努力摆脱乡音而向那种腔调靠拢了。在这方面，女同学一般学得很快，听起来还真是那么回事。男同学相比之下就差多了，很多人学着学着就串味了，于是衍生出很多新腔调，如山东普通话、河南普通话、蓟县普通话、宁河普通话……我当然是说宁河普通话了——参加工作后给学生上课我都说着这样的话。直到后来有一次看到了自己某次录像课的视频，赫然发现这样说话再加上那样的表情简直和耍猴儿有一拼了，惊起一身黄豆粒大小的鸡皮疙瘩。从那以后，便毅然抛弃了对那种腔调的追求，而回归到那原汁原味的唐山——芦台混合音了。
怎么说话之外，我们还有更崇高、更美好的追求。刚进师专那会儿，我欣喜地发现这里美女不少而帅哥不多，这种比例对于长相不好甚至基本没个人样的男生而言，算是个利好消息。这就是说，如果美女们全想在校园内解决爱情问题，就不得不面对狼多肉少的局面，就不得不降低标准，如此我等长相不好的或许就有了浑水摸鱼的机会。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那些美女们宁愿大头苍蝇似的死盯那几个帅哥不放，也不愿向我们这里多看一眼，即便某个帅哥除了帅之外其他方面都非常垃圾，也依然嗡嗡叫着围过去，根本不计后果，情形之惨烈真如飞蛾扑火。我和同乡的兄弟蒜头（脑袋较小）同学对此不正之风深感痛心，常在一起抱怨这个世道的黑暗。终于有一天，有个女同学看样子愿意和我们交往了，当我正为此暗暗高兴时，没想到蒜头抢先向她表白了，但非常万幸——人家没搭理他。当他一脸沮丧地向我诉说事情的经过时，我心头狂喜但外表难过地安慰他：“没关系，我这就写封信气气她！”我马上写了一封信，写得很含蓄，大意是自见她第一面起，就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了，我问她，这是为什么呢？很快她就回了我一张纸条，条中说：“那你早该饿死了，你死后，送你一只花圈吧！”“看样子她真生气了，你真够哥们！”蒜头拿着那张纸条，一脸感动。“这算什么，以后还有更厉害的！”我咬着牙恶狠狠地说。通过这件事，我们对美女们那丑恶的心灵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而美女们也更不爱理我们了……我们村里的“儍二”说过：“长得难看就别想找个好老婆！”他说的好老婆就是指漂亮姑娘。他说得***对。都说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但无论如何这都是小概率事件，轮到我等倒霉蛋儿头上的几率几乎和抓奖抓到个千万大奖差不多。于是，我们就只能眼巴巴看着美女们嗡嗡飞过我们这些令人讨厌的牛粪，去寻找她们心仪的那堆不知什么的粪了。而这也就注定了，在我们这些贫瘠的牛粪上，在师专三年愁云惨淡的时光里，爱情基本没有一个好收成。
最主要的任务是学习。我所在的系叫政治教育系。当初报这个系时，潜意识里觉得政治这学科就是比其它学科强，政治老师就是比其他老师牛，我初、高中时的那几位政治老师几乎都是一边教课一边当校领导的。而当我真正坐到这个系的课堂上，面对着那一摞摞大部头的“马恩列斯毛”、哲学、逻辑学、政治经济学，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老师们来上课了，多是阶级斗争脸，多是照本宣科，有的甚至就是直接念书——我的脑袋更大了。当时的感觉是，如果当一名政治教师兼校领导的代价就是读这些书、上这些课，那我宁愿不当。但那时说什么都晚了，书必须读下去，而且还要考试。考试每学期末都要进行，各科考题一样枯燥，所有监考教师的脸一样难看。但聊以***的是，除英语外我的成绩虽很少超过70分，但也没有低于60分的，为此我经常会幸福地收获到那些参加补考的哥们、姐们们羡慕、嫉妒的目光。
最头疼的是英语。高考时我以不到40分的英语成绩(这在我的整个初高中阶段算是一个高分了)获得师专录取通知书，全是托了其它学科的福。来到师专，一本薄薄的黄皮的《许国璋英语》又把我吓得够呛。上课听不懂，下课记不住，考试不及格，我不得不一次次参加英语补考，补考后还得陪着笑脸跟英语老师不知要说上多少好话，才能勉强过关。为此我甚至都落下病了，以至于看到黄皮书就害怕，看到说着英语等类似鸟语的人就不由自主咧嘴笑。直到现在，有一个问题我还是想不通——我学英语干什么？我不看英文资料，我没钱去外国旅游，我活了40多年总共才看过4个活的外国人，我不学英语又会怎样？我的一个哥们，已通过英语六级考试，但对他来说，除了在几次不同名目的英语考试中充当“***”外，其六级英语水平的最大用武之地就是辅导其刚上幼儿园的儿子学英语。当然，我不否认英语的重要性，也不是说它不该学，问题是哪些人该学，如何学，学多少。我觉得把多数人将来难以致用的英语强行塞进常规课课堂，进而逼着他们投身炼狱般的学习，对其思维质量与语言素质的提高是弊大于利的，别人我不敢说，我自己绝对是这样。
最爱上的是计算机课。那时计算机还是特金贵的玩意儿，上课时讲究很多。进机房前首先要脱掉自己的鞋，然后换上统一的拖鞋，不论男生女生、脚香脚臭，全得脱。机房里厚厚的落地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六盏灯只有两盏亮着，昏黄的灯光下，大头娃娃似的显示屏上绿色的光标如鬼火般闪烁，屏幕后是我们同样闪着绿光的眼睛，耳边“×86”机箱里嗡嗡的风扇声响成一片，空气中到处弥漫着各种脚丫子的味道，我们敬爱的计算机老师幽灵似的站在讲台上，轻声细语地向我们讲述着一种类似外星话的叫做BASIC的语言……
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中，我们热切地关注着老师们的工作和生活，私下里传递着关于他们的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消息，这些消息让我们原本枯燥的课堂有了更多生机。比如教哲学的刘老师，是位30岁左右岁的女士，个子不高，娃娃脸，那时正读南大的研究生，正怀着大概六七个月的身孕，不爱笑，脾气比肚子大。上课时，她总是站在离讲桌大概两尺左右的地方，后背几乎贴着黑板，她辛苦地保持这个姿势，为她的肚子尽可能赢得一些自由活动的空间。她上课从不随便浪费时间，她会一边给我们讲柏拉图、黑格尔、尼采、康德、叔本华，一边抽空翻翻桌上厚厚的论文答辩提纲——她还有两三个月就要进行硕士论文答辩了。看她忙碌的样子，我真为她担心，看她肚子的规模可能没多久就要生了，那时可怎么办呢？总不能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忙活毕业论文吧。生孩子和毕业论文答辩都是大事，怎能让它们撞车呢？怎么这么没有计划？班里很多男生纷纷表达了类似的遗憾。然而，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刘老师生产、革命两不误，既平安生下了孩子，又顺利通过了论文答辩，等她歇完产假再次站在讲台上时已是一位幸福的母亲和一名货真价实的硕士教师了。
再比如教政治经济学的赵老师，一个50多岁的老头，满脸皱纹、鬓发斑白，看上去很苍老。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上几步楼就要停下来歇一会儿，在黑板上写几行字，就得扶着黑板喘口气。不过他的课讲得挺好，根本不用看教案和课本，就那么娓娓道来，和书本上写的大体不差。后来我们得知，赵老师是这方面的学术专家，我们手里的教材就是他主编的。但好景不长，他的身体终于撑不住了，不得不住进了医院。他家的人手不够，系里安排全系的男生两人一组、一组一天在医院里陪护他。于是和赵师母有了些接触。对于赵老师的病，师母抱怨，这都是累的，整夜整夜不睡觉在那里编书、写论文，就是为了一个副教授头衔，他就是要争口气，别人早是副教授了，可他快五十了还不是，这回书出来了，副教授评上了，身体也垮了。他还想评正教授呢，这不是玩儿命吗？一个多月后，赵老师不幸去世了，学校送的挽联上称他为教授，不知这算不算一个迟到的安慰？
再比如教中国革命史的一位老师，40出头的年纪，好几年前就评上了副教授，还是系党支部书记。他的课讲得一般，但说起管理学校的大事小情来口才极好，据说他就是凭着这点得到校领导赏识，然后当了系党支部书记，而有了这个官衔后，出书啊、评职称啊就都不在话下了。再就是我们的辅导员，一个30来岁的女教师，人长得极漂亮，说话、办事特冲，如果男生宿舍里有哪个懒蛋赖着不起床，她会径直冲进宿舍，把人直接从被窝里拉出来。她办事一向公平、仗义，我们都比较喜欢她。后来她走了，据说去了南方，下海挣大钱去了，再后来就听说她发财了。她走后，辅导员换成了一个往届留校任教的学生，这家伙实在不怎么样，他对系领导的话言听计从，像个绵羊一样温顺，对我们却完全是一副恶狼嘴脸，整天劲儿劲儿地在系里晃来晃去，芝麻粒大小的事儿也能整得又是风又是雨的。两相对比，我们更怀念那个漂亮的辅导员了。最后再说说我们的体育老师。他50多岁，身材挺拔、头发乌黑浓密，风度翩翩。他的国标舞跳得特棒，当他搂着系里漂亮的女教师或女学生在场中飞快旋转的时候，乌黑的头发像成龙做霸王广告时那样飘逸，潇洒极了。他成了我们不少人心中的偶像。一次偶像领着我们跑步，忽然一阵狂风刮来，他头上黑影一闪，我在他旁边，想也没想便脱口而出：“老师，您帽子掉了！”但说完我就愣住了，很多同学也愣在那里——我们看到了他光秃秃的头顶！在我们惊诧的目光中，他捡回假发尴尬地戴在头上，然后用异样的眼神看了我一眼，我的心不由往下一沉——完了，我算把老师得罪了！这件事情让我总结出一个深刻的教训，就是和上级说话时一定要小心，一定要认真想清楚再张嘴，至少要分清那究竟是帽子还是假发……
我们也梦想着发财。在当时全国“十亿人民，八亿倒爷”的癫狂状态下，我们这些涉世不深的大学生，也竞相扑通扑通跳进那潭浑水里。那时我们班的男生，大多参加了某些直销岗位的培训，然后就仨一群、俩一伙做起了推销员。而我和几个自以为聪明的同学，对此不屑一顾，要玩就玩大的。于是几个穿着土里土气、普通话不伦不类的毛头小伙子，终日穿梭于各种货栈、各大写字楼以及一个个电话亭，开口闭口就是几百万、几千万的大生意。由此我们也学到了一些东西，比如夏利不能叫夏利，得叫TJ7100，你说你有1000辆夏利基本没人理你，你说你有1000辆TJ7100没准儿就会有人追着***跟你要货。再比如买钢材得看材质单，材质单上得有多少直径、多少厚度、多少锰硅含量以及冷轧、热轧等信息，即便看不懂也要装模作样看，然后和对方说，很好，我们回去研究一下，然后回去后赶紧找明白人问问清楚。那阵子我们真是太忙了，鞋磨坏了好几双，电话费花得中午连菜都买不起了，但自始至终没做成一单生意。此路不通，我们不得不放下身段，加入直销的行列。一次我们推销一种据称是能解酒的饮料，曾闯入一个相当豪华的星级饭店，美丽的前台女服务员接待了我们。当时我们热情地称她为“小姐”，她很高兴，笑着告诉我们这个饭店不需要这种廉价饮料，但介绍了几个小饭店让我们去试试。一试果然成功，卖掉了十几箱。后来我们总结这次成功案例的经验是，见到漂亮姑娘一定要称呼“小姐”，这样人家才爱听，才有可能办成事。但如你所知，时过境迁，现在如果有人胆敢称谁为“小姐”，不挨打就算很幸运了。你看，就这样一个简单的词，才几年的光景啊，却承载了这样大的变化，我们的社会都进步成啥样儿了。
三年的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对学校的种种厌烦还未褪尽，转眼就变成毕业分离时的惺惺相惜了。离开学校的头一天晚上，班里举办了最后一次联欢会，并准备了各种小食品，还有酒。系里的老师们都来了，同学们一个也不差。大家一起吃东西、说话、喝酒，很多人都醉了，很多人都哭了，大家相互留下联系地址，互诉离别衷肠，就连平时关系紧张的此刻也尽释前嫌，有的甚至紧紧拥抱在一起。是的，相逢一笑泯恩仇，有什么过不去的呢？我们都是凡人。我们都不容易。我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某些体制中，而对体制中某些利益的追寻，往往会使我们产生摩擦，甚至彼此仇恨，但当那个体制的作用弱化、或我们将要跳出那个体制的时候，我们或许会恐惧地发现，那个体制对我们人格的扭曲、身心的摧残达到了何种令人发指的程度，或许我们会觉得我们某时某处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是那样的可笑和不值得——就那么点破事儿，何必呢？但吊诡的是，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往往已没有机会再回到那个体制中了。什么东西失去了才会觉出它的宝贵——如何不使自己陷入这个怪圈中呢？唯有珍惜当下，爱己、爱人……
如今我离开师专已二十几年了。这些年里，我能够看到现在的社会和我毕业时相比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有些地方在变好，有些地方在变坏。比如我知道，这是一个孩子们竞相比爹的时代，这是一个撞了人会说“我爸是××”的时代，这是一个20岁女大学生敢找60岁老大款的时代，这还是一个在普遍层面上公共关系运作已成显学、潜规则大行其道、老老实实做事越来越没有市场的时代，我不知道在这样的时代，真实的大学生活是怎样的，但我敢说我们那个时候尽管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憾，但至少还有让人心动的真情在!
